《辞海》说法的模糊之处在于：“一名《文房四宝谱》”的作者是谁？是另有他人？还是苏易简（958—997年）本人？如果是苏本人，那么“文房四宝”一辞就当是苏易简提出的。但像《丛书集成》等收录苏易简著作的各种文献中，皆以《文房四谱》为书名，而未见注明《文房四宝谱》作者为苏易简者。也就是说，“文房四宝”一辞与苏易简的著作名称，并无直接的原词转用关系。

苏易简不是“文房四宝”一辞的直接发明者，这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为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一书做提要时有所记载：“《宋史》本传但称文房四谱，与此本同。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作《文房四宝谱》，又有《续文房四宝谱》。考洪迈《歙砚说跋》，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，当由是而俗呼四宝，因增入书名，后来病其不雅，又改题耳。”

《四库》提到的洪迈（1123-1202年）和尤袤（1127-1194年）生卒年代相近，但都晚于苏易简，二者与“文房四宝”一辞似乎都有关系。其中《四库》在为洪迈题跋《歙砚说》等书目的提要中，更详细地谈到了上述“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”的人，是洪迈的哥哥洪适（1117-1184年）。换言之，《四库》是说苏易简原著《文房四谱》本无他名，是因为洪适曾经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宝堂，才有人用“四宝”这种俗称称它为《文房四宝谱》的。因此，同为一个时期的尤袤在做《遂初堂书目》时，这才把俗称的《文房四宝谱》等收录了进来，也未可知。

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，因为实际上，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苏易简生活的北宋时期，社会上已在普遍使用“文房四宝”一辞了。如诗人梅尧臣（1002—1060年）早就写有“文房四宝出二郡，迩来赏爱君与予”的诗句。

由此可见，“文房四宝”一辞的来源，尽管与苏易简著作名称没有直接关系，《四库》所记得名于洪适的说法也经不起年代差的考实，但至少在北宋时期，社会上已广泛使用了这一词汇，当无问题。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，陆游（1125—1210年），甚至还把“文房四宝”叫做“文房四士”：“水复山重客到稀，文房四士独相依”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被陆游入题入诗、称之颂之的“文房四士”一辞，却没有像“文房四宝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。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，更传神地表达了纸、墨、笔、砚在书房中的地位，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。

笔、墨、纸、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，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。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，就发现了整套“文房四宝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。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，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、墨、纸、砚同绘于一处的“文房四宝”图画。其中7号墓“童嬉图”壁画中（如图），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，发掘者认为是食盒，但有研究者认为，应当是文房用具，可放置纸张、画轴、书札等。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（1074年），与苏易简、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。这些无不说明，如果笔、墨、纸、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，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，那么“文房四宝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。

说起来，“文房四宝”中的“四宝”谱系还有据可考，但作为书写、读书等专用处所的“文房”的起源，却实难考实得多。像唐代杜牧《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》中所言“彤弓随武库，金印逐文房”，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“文房”用辞了。因此说“文房”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，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，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，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，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、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，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。

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，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，是在变笔、墨、纸、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。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，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，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。换言之，如果说文房是“文房四宝”的空间载体，那么，文人则是文房的活动主体。没有文房承载的文房四宝是孤零散乱的用具，而没有文人活动的文房则是没有活力的空寂建筑。